除了当年赤字占GDP比重过高以外，总负债也已经成为了各国政府的一项沉重负担。金融危机虽然接近尾声，但各国经济增长速度在今后几年仍将保持低速，财政赤字规模会不断扩大，各国的总负债占GDP的比重会处于快速增长期。
希腊等国为什么会陷入如此严重的债务危机呢？其直接原因是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欧猪诸国(PIIGS)”的实体经济极为脆弱，再加上一直实行高福利，在面对金融危机时，经济受到巨大冲击，收入下降，而支出却因为刚性而难以削减。
从经济发展来看，在欧盟经济体中，希腊属于经济欠发达国家。实体经济中的工业制造业落后，外汇收入的取得主要依赖海运、旅游和侨汇这三大支柱。而问题是，当出现金融危机时，世界贸易陷入萧条，船运价格迅速下跌，在外的希腊侨民的收入也锐减，而欧美等发达国家居民由于收入下降则减少了旅游支出，从而对希腊的这三大支柱造成了沉重打击。更严峻的挑战是，政府还必须采取扩大开支的财政政策来对抗金融危机的冲击，于是希腊政府就不得不大量对外举债，从而导致其原有的债务规模越胀越大。
尤其值得反思的是，在金融危机前的经济繁荣期，希腊经济增速一度达到7%以上，在欧盟诸国中表现良好，但是政府财政不仅没有结余，而且一直是多年超支。问题出在极具“希腊特色”的福利制度上。例如，希腊的码头工人都算公务员，而且一年可以领14个月的工资，政府部门就业人数占到了总就业人数的10%以上。相对于这些利益集团日益增加的开支，三大支柱收入的增长远不能满足这一需求，在制造业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只能依赖进口来满足国内最终需求，结果就是巨额的贸易和财政赤字，葡萄牙等国亦是如此。欧元区内的德国、法国等国则产生了巨大的贸易盈余。这种财政运作方式在经济繁荣时期也许有效，一旦遭遇经济萧条则难以为继。数据显示，仅举借外债而购买政府债券这一项就使希腊产生了高达5%的财政赤字。
二、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对欧元的冲击
希腊在面对金融危机时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这也是自凯恩斯经济学诞生以来，各国每次应对经济危机所必须采取的关键措施之一，而且也一直是行之有效的。但这项措施要取得成效，还必须有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的配合，而希腊等国的宏观调控手段却只有唯一的财政政策。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欧元区的货币政策集中在欧盟央行手中，而财政政策仍掌握在各国手中，出现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错配。
在正常经济运行情况下，这种政策的错配是可控的，在出现轻微的经济衰退时也不会产生太大的问题，但当面对几十年难得一遇的巨大冲击时就难以应对了。
当出现金融危机时，欧元区国家会有两种选择：一是要求货币联盟实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配合其国内经济的恢复；二是违反《稳定与增长公约》3%的赤字标准，扩大其财政赤字。就前一选择而言，欧洲央行为了应对危机一定会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宽松程度是根据欧元区整体状况做出的。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最严重的时刻，欧元没有如美国一样进入零利率，依然不能满足希腊等国希望通过宽松货币政策来促进经济恢复的目标。由于无法寄希望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希腊就只能做出第二种选择。于是，为了弥补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希腊等国就只能不断求助于货币联盟的资本市场，而对欧元需求的过度增加和希腊主权债务信用的下降，又导致欧元市场上的投资者对欧元信心下降，从而将资金回流到美元等更安全的金融产品上，从而对欧元形成更实质的打击，导致欧元不断贬值，影响了统一的货币政策的执行。欧盟的货币政策符合德国等经济强国的利益，但却是以希腊等国家债台高筑和欧元的稳定性受到影响为代价的。
当欧元区经济处于恢复期时，希腊等国的债务和经济困境又反过来捆住了欧洲中央银行的政策之手。这些国家在削减赤字的“去债务化”过程中，需要经济的持续复苏作为支撑，而它们的经济复苏和债务成本的降低又需要宽松货币政策支持，为此，欧洲央行就不得不继续把基准利率维持在历史低点，而不能像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那样着手回收流动性，这也意味欧元持续走弱。
所以，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无论在萧条期还是经济复苏期都成为削弱欧元国际地位的沉重压力。而且，如果希腊等国在此过程中由于无法承担巨额债务、又没有及时的国外支援，那么，为了防止国家经济陷入崩溃，希腊等国就只有退出欧元区一条路，这就意味着欧元走向解体。因此，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希腊等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不能创造出灵活的调控机制，隐藏在欧元背后的那颗危险炸弹就没有从根本上解除。当然，在本次危机中，由于欧元区的核心国家——德国、法国等一直经济发展较好，因此能够通过积极地援助来缓解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但是，这只是治标之策。如果危机严重到外界救助希腊等国的信心都消失殆尽，而希腊仍将被迫放弃欧元，欧元依然难逃解体的命运。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够肯定的预测在未来这一幕不会发生。
三、欧元运行机制与经济理论之间的冲突
欧元区经济之所以面临着希腊等国主权债务危机的重大冲击，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欧元自身运行机制存在重大缺陷，不符合经济理论已经证明了的运行规律。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欧元之父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理论，一个国在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的三项选择中，最多只能选择其中的两项。例如，如果选择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就必须保证固定汇率为目标，失去调控的独立性；如果选择固定汇率和独立的货币政策，就必须放弃资本自由流动，这时本国货币币值无论是高估还是低估，都不会受到资本流动的冲击，货币政策只要以国内经济增长为目标即可，不必顾及币值稳定问题。但事实是，欧元区各国的经济运行机制却恰恰是固定汇率（一种货币）、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完全丧失独立货币政策的结合体，于是，宏观调控的重任就唯一的落到了财政政策身上。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正是带有缺陷的欧元运行机制多年累积的结果。在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内，汇率变化会对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往产生调节作用。例如，国际经济竞争力强的国家会由于长期而快速增长的贸易顺差而导致大量国际货币的涌入，而适当调节汇率可缓解流动性的过大压力；相反，竞争力弱而贸易逆差不断增大的国家，则可以通过适当调节汇率来缓解国际贸易赤字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在欧元区，由于实行统一的欧元，德国等国家经济竞争力强，出口不断增加；而希腊等竞争力弱的国家则出现巨额贸易赤字，由于不能通过调整汇率来提高国内产品的竞争力，实体经济增长日益困难，国民经济只能依赖少数几个产业的发展，脆弱性增强。而且汇率的调整会使得希腊等国政府的国债成本上升，从而抑制财政赤字的增长。但是，欧元的出现取消了欧元成员国的汇率调节机制，使这些国家都被锁定在单一货币之中，通过货币贬值来达到新的平衡变成了不可能。
货币政策也是宏观调控的最主要工具之一。当经济出现剧烈波动时，国家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来调节投资和消费。例如，如果经济受到冲击而出现需求萎缩，陷入衰退，国家就可以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和消费，缓解经济的下滑压力；如果经济出现过热，国家就可以通过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来约束投资和消费，以抑制经济的过快增长。但是，在欧元区各国，由于货币政策统一掌握在欧盟央行手中，各国不再具有调节货币政策的权力。欧盟央行的货币政策决策要综合考虑欧元区各个国家的情况，如此一来，这个折中的政策往往只能满足部分国家的需求，而不能满足全部国家的需求。在希腊债务危机中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即使遭受历史罕见的金融危机冲击，希腊的借债成本仍然很高，加剧了债务危机的严重程度。
在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都不能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财政政策成为欧元区国家促进经济增长的唯一手段。在遭遇金融危机、宏观经济形势变得严峻时，企业盈利和经济增长变得困难，欧元区国家唯一的政策空间就是扩大财政支出，并不断突破先前的严格规定。欧盟在《过度赤字程序议定书》也对违规成员国拟定出了处罚措施，但由于程序繁琐，自成立的11年中并没有哪个国家而因此受到处罚。多年积累的问题在金融危机冲击下集中爆发了。
实际上，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各地之间既是固定汇率制度，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使用也能对经济形成有效调节。因此，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同一个货币政策，不同的财政政策”的错配是欧洲债务危机的制度性根源。
尤其是，在超国家货币的情况下，财政赤字的道德风险也凸现了出来。在独立的财政和货币体制下，融资的风险需要由各国政府独自承担，政府必须考虑自己的承受能力。而在货币政策统一到欧盟中央银行以后，各国政府就不再担心财政政策的实施会对本国的货币和物价的稳定造成不利影响，因为这种影响将会由所有的欧元区国家来一起承担。而且统一而强大的欧元的出现及欧元区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发展使各国的融资范围扩大，融资成本相对下降，政府更偏好于以债务的形式融通资金。
之所以出现经济一体化步伐快、政策不匹配这种状况，是因为，对于十几个独立的政治国家而言，在较短时间内难以实现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因此，欧元区的设计者认为，可以考虑货币联盟先行，反过来货币联盟又会促进政治联盟的实现。应该说，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但这一设想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必须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错配带来灾难性后果之前就能实现政治联盟。否则，很有可能在政治联盟实现之前，货币联盟可能就已经解体。但是，欧元的设计者还是决定大胆一试。因此，欧元的运行机制事实上违背了纸币本位运行的本质是单一主权国家管理与市场竞争相结合。
其实，要实现现行欧元运行机制的正常运转也还是存在可能的，只是条件要求极为苛刻。这个条件就是，欧元区各国经济逐步趋同，并由成员国具有足够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弥补汇率调整机制缺失。但是，在崇尚福利国家以及过分强调社会公正的欧洲，劳动力市场恰恰是最没有弹性和竞争性的，实现三者完美结合的条件难以满足，就注定了欧元运行机制的内在不稳定。
四、欧元稳定机制的重建
集中决策的货币政策和分散决策的财政政策是欧洲经济货币联盟采取的一种特殊、与经济理论严重冲突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构。对于这种政策结构的缺陷，无论学者还是政府其实也都有着清醒的认识。例如，1998年，在英国讨论要不要加入欧元区时，英格兰银行就冷静地指出，欧元区在没有协调财政政策的情况下，一旦发生财政危机就会引起巨大的混乱。
为应对当前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冲击，2010年6月7日，欧元区成员国达成了7500亿欧元的欧洲稳定机制，为其他可能像希腊一样陷入债务危机的欧元区国家启动救助机制。但是，这一措施只是一项用金钱换时间的短期政策，并不能取代为巩固欧洲货币联盟的基础而需采取的矫正性政策措施及根本性改革。在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之后，欧元区各国以及世界各主要经济体最稳关注的就是欧元区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以重建欧元的内在稳定机制。
“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经典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为欧元运行机制重建指明了方向。该理论认为，一个最优货币区必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成员国工资具有弹性；劳动力能够在成员国之间进行自由流动；在货币区中建立一个联邦式的财政体制；如果没有一个集中的财政安排，一国的财政政策应当能够灵活运用，当面临不对称冲击造成的负面影响时，该国可以利用财政赤字来发挥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财政自主权应由该国掌握。
根据上述理论，要从根本上纠正欧元运行机制的内在缺陷，欧元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快推进：
首先，欧元区国家需要进行福利改革，提高工资弹性。希腊等国之所发生主权债务危机，非常重要的就是社会福利支出过于庞大且具有刚性，难于调整，再加上各国政党及工会组织的势力，劳动力工资普遍缺乏弹性。但是，从希腊已经发生的公务员罢工来看，这一项改革在政治上阻力很大，难以实行。
其次，加快富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的建设，促进劳动力在各国间的流动。在欧元区成立后的过去十年中，由于各成员国在经济结构、发展水平以及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劳动力并没有实现在各国间的自由流动。要促进欧元的稳定运行，就要求各成员国之间必须通过政策调整，降低劳动力在各国之间流动的障碍，为自由流动创造条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有利于调节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流向，弥补汇率制度缺失的缺陷，为欧元的稳定创造基础性的制度安排。
再次，加快欧元区统一的财政体制建设。既然货币政策已经统一，而且统一也是大方向，那么加快统一财政体制建设就是解决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错配的最直接的解决之道。在欧元区内部，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统一以后，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将会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政策进行平衡。在欧元区外部，欧元作为欧元区唯一的法定货币执行着国家货币的职能，通过汇率变动来调节欧元区与世界其它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往来。
最后，最根本的是加快欧元区各国政治联盟一体化进程，这是彻底解决欧元运行机制不稳定的根本措施。随着政治联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欧元区将逐渐趋向于一个高度统一的政治体，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错配问题就会自然消失。
在最优货币理论的最后一项条件中，在假定没有集中财政安排下，就要求成员的财政政策必须相当灵活，以便应对危机冲击。从实践来看，这也正是目前所运用的一项措施。但是，在欧元运行机制缺陷的逼迫下，希腊等国在财政政策上的灵活性日益下降，远不能满足要求，不但没有能够起到稳定欧元的作用，甚至差一点将欧元推到崩溃的边缘。更矛盾的是，在所有条件中，只有这一条是目前欧元区各国所能够积极推进的，因此，欧元区各国正在就加强财政纪律、提高成员国财政政策弹性而努力。但是，应该看到，这仍然是一项过渡式改革，效果如何尚须拭目以待。
五、欧元困境对我国的启示
一是要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多年来，在中国，我们已经习惯于讨论现实对理论的挑战，现实也往往以存在性而证明其合理性。所以，每当出现理论与现实不适应时，我们第一反应就是理论错了，尤其是当前的经济理论多来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从意识形态等角度出发都对这些理论充满了不信任。但是，欧元的困境表明，不接受理论的指导，即使经济能够继续运行一段时间，但潜在问题也会不断的积累，最终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二是要重视危机冲击的多种影响，政府债务安排要留有余地，避免出现过度负债。从冰岛到迪拜，从希腊到葡萄牙，目前发生和可能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多为新兴市场经济体。这主要是因为，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和国际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化，新兴市场经济体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复杂的经济局面。而新兴经济体自身存在经济脆弱性高、经济结构调整困难大、金融市场不发达等一系列的机制和体制缺陷。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很容易将这些国家推到衰退甚至崩溃的境地。对于一个主权国家而言，大萧条以来的经济史证明，富有弹性的财政政策是应对危机的有效手段。我国为应对金融危机，也采取了赤字政策，虽然中央政府负债有限，但地方融资平台等带来的隐性债务却急风飙进，存在较大风险。因此，我国政府在债务安排上也要留出余地，这对于维护经济的长期安全是非常有益的。那种认为我国政府拥有包括国有资产在内的资产价值巨大，可以大规模负债发展的观点是非常有害的。因为，危机冲击的不仅仅是国家财政，也包括对资产价值的评估。当一个国家到了依靠出卖国有资产偿债的时候，这些资产的价值往往会大幅缩水，被迫贱卖，结果是得不偿失。
三是要走消费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适当降低政府主导的投资比重。在欧元区成员国中，希腊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社会福利结构不合理，私人投资不旺，在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不能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政府投资被迫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力。尤其是为举办2004年雅典奥运会，希腊政府通过举债大举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加重了政府的债务负担和赤字支出，在遭遇金融危机冲击时，债务危机的爆发在所难免。而我国，投资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力作用在不断得到强化，国内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下降，由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只能依靠出口和再投资来消化。但经济发展的目的最终还是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投资必须服务于国民消费，只有这样，经济才能实现良性循环发展。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进出口倍受打击、消费市场萎靡不振的情况也证明了我国投资、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所存在的风险。
四是要重视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防止国民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市场而可能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在金融危机发生前，希腊、西班牙等国也都在房地产泡沫中繁荣了一回，但实体经济（主要是制造业）却没有获得应有的发展。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经济体缺乏实体经济的弊端暴露无遗。作为一个工业体系完整的大国，我国的实体经济应该说实力已经相当雄厚，但是，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价格的高企，房地产行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实体经济利润率却不断下降，这导致很多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向了房地产市场。这一方面导致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积累，一方面导致实体经济因为缺血而放缓发展的步伐和升级的动力。因此，我国应积极吸取希腊等国的教训，重视房地产市场波动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要采取有效措施抑制房价过快增长，促进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1] 王灏，1967，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
[3]目前，使用欧元的国家为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芬兰、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马耳他、斯洛伐克（于2009年1月1日加入欧元区），称为欧元区。目前欧元区共有16个成员国和超过3亿2千万的人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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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LD ECONOMIC 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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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undell, Robert A: The Monetary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Adjustment under Fixed and Flexible Exchange Rat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May 1960, 74, p227-57
5、Anthony Chan：China’s Hidden Domestic Public Debt: Some Perspective on the Risks It Poses, Alliance Asian Economic Perspectives, March 2010.
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全球主要经济体财政状况监测与展望，国研网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7575号